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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从山东“莘县”到上海“莘庄”——汉字何以包容和尊重异读?

语标 2023-07-1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Author 申小龙






新闻学院17级小刘同学来信:
 
今天您在课堂上谈到了汉字的语音包容性,我想问这样的语音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默认还是由于语境中词义的不同呢?
 
平常我在读“薄”bo和bao两个读音时就经常弄错。网上说当意义为厚度小的,味道淡的时候应该读bao,而用于合成词或成语,表示轻微、少的意思时读bo。可是我觉得这两个音通过意义区分时本身就有一定的重叠。而且像在课堂上提到的“薄bao田”和“薄bo地”的情况,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意义区分(同时我发现我用输入法打出来的时候这两个词都应该读bo),所以我觉得很困惑。

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能完全读对这些读音的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读正确的读音,还是随意一些,只要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就可以呢?

 
同时我又联想到前不久老师谈到“说客”一词时说:“语音变异没有贵贱之分,所有变异一律平等。这不仅仅反映了语言的工具性(共时性),更体现了语言的人文性,即尊重语言使用的现实。”那么是不是亘古不变的正确读音也是不存在的呢?
 
我们从小就学习各种各样的多音字,要组词要造句,要了解它们的不同用法。因为不同的读音表义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
 
但像上课举例的“莘xing庄”和“莘shen县”,它们都是地名。“莘”的不同读音并不能起到区别具体用法和词性词义的作用。这样的多音字现在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小刘同学感到困惑的汉字异读现象,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1.记音vs谐音——汉字独特的谐音原则
 
多音字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汉字具有语音包容性。究其深层原因,是汉字独特的谐音原则。
 
汉字的表音不是拼音文字那样的记音,而是谐音。
 
记音与谐音的区别在于:

(1)唯一性和选择性

记音是具有唯一性的,字母和音素的对应是固定的;谐音是选择性的,字形和音节的对应是不固定的。
 
(2)分析性和综合性

记音是分析性的,记录的是某个类型的音;谐音是综合性的,记录的是某个词的音。
 
汉字的谐音原则拉大了文字和语音之间的距离,使得人们无法按照文字的拼写规则读出汉语的声音,却可以根据字形去意会汉语的意义。
 
会意之后再建立字形与字音的松散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高度依赖语境——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不同的音。由此产生了汉字的语音包容性,即同一个字存在大量的异读现象。

 
2. 正音vs方音——汉字时空变异中的文化密码
 
同字异读使汉字具有很强的时空适应性,使汉字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言区通行无阻,被言语异声的各历史时代人、各地区方言人用作共同的交流工具,实现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历史传承。
 
汉字的时空适应性说明汉字没有亘古不变的读音(其实即使拼音文字的读音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汉字的时空适应性并不影响在特定时空中的语音规范性。
 
一方面我们要按规范读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能听懂因汉字的时空适应性而产生的读音变异,因为读音的变异总是传达着可以解读也应该尊重的文化密码。
 
同字异读具有信息的不确定性。人们靠谐音联想、语境联想等途径达到字的确切所指。这种信息上的不确定性赋予汉字表达者和解读者更多的主体选择自由。
3. 经济原则vs传承原则——汉字发展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拉扯

 
汉字语音包容性的两个侧面,即:
 
(1)一个汉字可以包容不同的声音,这使得书面语可以产生语义双关的修辞效果;
 
(2)一个音节可以包容不同的字形,这使得口语可以产生语义双关的修辞效果。
 
在同字异读中,汉字会在认读心理上倾向于某个常读的、熟悉的音,由此影响甚至改变生僻的音,例如:
 
“说shui客”变成了“说shuŌ客”;
 
山东费县的“费”,旧读为bì,是生僻音,后改为常读音fèi;
 
浙江会稽的“稽”,旧读guì,是生僻音,后来改为kuaì。
 
这样的改变,是语言发展顺应“经济原则”的工具理性。

但地名读音有很强的名从主人的特点,只要主人不愿意,地名读音就不会变。这又是语言发展顺应“传承原则”的人文性。例如:
 
山东漯tà河(比较:河南漯luÒ河)
 
山东莘shēn县(比较:上海莘xīng庄)

 
4.语境隔离vs语境融通——汉字异读中的主体参与意识
 
汉字的谐音原则培养了一种根据内容(上下文、语境)判断字形和字意的能力。这种“以大观小”的认知方式,帮助我们整体性地理解事物的关系,同时又让我们认识到,理解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不是单一的和僵化的。
 
像拼音文字那样的一个音一个义,在准确的同时,牺牲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牺牲了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的适应性,牺牲了理解的主体参与意识,牺牲了对话双方的心理调适。
 
这样的牺牲,在中国文化看来,代价太大。

 
相传古时一位私塾先生外号“活字典”,拿起学生的点名册看到“乐乐乐”三个字。他念道: yue yue yue,无人应;再念yue le le, 还是无人应;继续念le le le, 依然无人应。此时学生自己站起来说:我叫yue yao le。 yue,音乐也;yao,爱好也;le,欢喜也。
 
国际政治专业06级的小孙同学告诉我: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名叫“郭行行(hangxing)”。光看这个名字,有点数学基础的人就能算出,它有可能的四种读法。我们老师第一次叫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不幸地,组合到第四遍才念对了,让下面的学生捧腹大笑。
 
大笑起来的同学,其实更有趣的是问一下郭行行同学名字的意思,因为——
 
每一种异读后面都活跃着值得尊重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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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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